中國地質學會百年人物丨丁文江：中國地質“開山巨匠”_重點聚焦

中國地質學會百年人物丨丁文江：中國地質“開山巨匠”

來源：北京科技報發(fā)布日期：2022-11-29 13:35:41 閱讀量：0

他在15歲踏上了海外求學的征程；學成后毅然地踏上了歸鄉(xiāng)報國之路；他在中國土地上第一次科學的地質考察；他就是丁文江。

撰文/記者王雪瑩圖文編輯/陳永杰

“嗚——嗚——”，火車的氣鳴聲刺破繚繞的蒸汽，周遭熙攘的車馬卷起滾滾塵煙。破舊、落后卻充滿了生機，這是二十世紀初的云南給人的第一感受。人群中，一個瘦弱的男子停下腳步，打量著眼前的喧囂，沾滿塵土的眼鏡下，一雙炯炯有神的眼睛卻有些泛紅——一別九年，如今，他終于又站在了祖國的大地上。

良久，他收拾好自己的情緒，順著人流大步向出口走去，背包里羅盤和經(jīng)緯儀發(fā)出幾聲叮當?shù)呐鲎猜暎鞘撬麢M跨半個地球帶回來的幾件地質勘測設備。從這一刻起，這個名叫丁文江的青年男子將從這里，以腳為尺、以眼為筆，開始他作為地質學者在中國土地上的第一次科學的地質考察。

沒有人知道，眼前這個一臉斯文的書生，在未來的歲月里將會引領中國地質學發(fā)展走向一個全新的紀元，更沒有人能知道，他短暫卻又輝煌的一生，將成為中國地質學領域一座不朽的豐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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留學東西洋，求知不畏萬里艱

丁文江，字在君，1887年出生于江蘇省泰興縣黃橋鎮(zhèn)的一個士紳家族。從小時候起，他就表現(xiàn)出了過人的聰慧——5歲入私塾、10歲通四書，11歲時就能揮筆寫下《漢高祖明太祖優(yōu)劣論》，亦被私塾先生嘆為“神童”。

13歲考秀才那一年，年輕的丁文江以一篇洋洋灑灑的《漢武帝通西南夷論》受到泰興縣知事龍璋的賞識，成為其門下弟子。由于龍璋本人主張維新，崇尚新學，因而在他的力勸之下，丁家決定舉債送丁文江出國深造。就這樣，在1902年的秋天，只有15歲的丁文江踏上了東渡日本海外求學的征程。

在日本學習的時光是那樣令人興奮，求知若渴的丁文江快速學習著日文和英文，還積極擔任了留學生所辦刊物《江蘇》雜志的編輯。然而世事難料，兩年后日俄戰(zhàn)爭突然爆發(fā)，日本軍國主義趁勢入侵中國旅順港，一時間，中日關系劍拔弩張，而這種戰(zhàn)爭形勢也波及到了在日留學的中國學生。見此狀況，一心求學的丁文江決定轉去彼時教學質量更高、生活費用更低的英國留學。恰如兩年前那個秋天一樣，1904年，丁文江說服了兩位同學，同他一起踏上了前途未卜的歐洲求學之路。

▲1910年，丁文江（前排左一）在英國格拉斯哥大學的班級合影

盡管旅費捉襟見肘，但天性樂觀的丁文江仍然對未來充滿了期待，在途經(jīng)馬來西亞檳榔嶼時，他們還禮節(jié)性地拜訪了康有為。看著眼前幾個心懷壯志的青年，康有為感慨萬千，他掏出十個金鎊慷慨贈之。靠著這十個寶貴的金鎊，丁文江千里迢迢來到了地球另一端的英國，在這里，他在好心人的幫助下得以進入愛丁堡林肯郡司堡爾丁中學讀書。

由于他天資聰穎、后天勤奮，短短兩年內連跳三級，于1906年直接考入劍橋大學讀書。然而，劍橋貴族式教育和生活費用過于高昂，半年后，丁文江被迫中途輟學，但他卻沒有因此消沉不前，而是抖擻了精神，前往歐洲大陸游歷山川，以此大大拓展了自己的視野。

幸運的是，在經(jīng)歷了重重波折后，丁文江終于又有了重新讀書的機會。1907年，他來到蘇格蘭格拉斯哥入工業(yè)學院預科，并于次年成功考入格拉斯哥大學，主修動物學兼修地質學。由于格拉斯哥大學的地質學在全歐洲頗負盛名，三年后，學業(yè)優(yōu)異的丁文江改地質學為主修學科，并加修了地理學，師從當時著名的地質學家J·W·格列戈里（Gregory）教授。自此，丁文江正式開啟了他作為地質人波瀾壯闊的一生。

▲1909年中國留英學生在伯明翰合照。丁文江（后排左三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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漫漫歸途路，打破偏見從己身

二十世紀初是革命和戰(zhàn)爭的年代，內憂外患的清政府統(tǒng)治在風雨中飄搖不定，中華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時刻，這一切，遠在異國讀書的丁文江看在眼里，痛在心里。1911年，在取得了動物學和地質學雙科的畢業(yè)證書后，丁文江毅然決然地踏上了歸鄉(xiāng)報國的征程。

令人出乎意料的，是丁文江并沒有急著回家去探視那闊別9年的親人，而是決定借機做一番地質考察。他放棄了從英國直達上海的海路，選擇中途在越南下了船，再經(jīng)由陸路從越南入云南。在這次長達數(shù)十個月的旅途中，丁文江一路沿著滇、黔、湘驛道，開始了他充滿挑戰(zhàn)、孤獨和未知的地質考察。

從荒野石灘到湍流險峰，他踏勘地貌，考察礦藏。有時白天還是酷暑，夜里氣溫就逼近了零下；有時風雨來臨，輕易就將他隨身攜帶的破舊帳篷掀翻在地……然而，一路上的饑寒交迫、風吹日曬，不僅沒有消磨他的意志力，反而激發(fā)了丁文江內心的探險精神，讓他變得更加興奮、更加充滿斗志。他不知疲倦地四處考察、學習、探索，從山川闊野到人文技術，那些屬于中國民間的智慧和傳統(tǒng)技術，讓在海外接受現(xiàn)代地質學教育的丁文江大開眼界，而那些破敗的鄉(xiāng)鎮(zhèn)和國民的愚昧，也同時讓丁文江痛心疾首、惋惜不已。

每當丁文江路過城鎮(zhèn)村莊，很少有當?shù)厝藭嘈?，他們眼前這個皮膚黝黑、風塵仆仆、與“文弱”毫不相干的年輕人，會是一位貨真價實的讀書人?！澳挠兴刮男悴挪蛔I子，要自己走路的？”當?shù)厝撕┬χ姆磫枀s猶如利劍，字字擊打著丁文江的內心——這不就是外國地質學家對中國讀書人偏見的由來嗎？

原來，彼時德國著名的地理學家李?；舴以_表示，“中國讀書人專好安坐于室內，不肯勞動身體，所以它種科學也許能在中國發(fā)展，但要中國人自做地質調查，則希望甚少”，究其原因則是“中國文人在需要快速前進的時候始終是個負擔，這個國家特有的利益觀總在他們心中作祟：用自己的雙腳走路是件不光彩的行為，而地質學家的工作，幾乎可被視為放棄了全部的人類尊嚴”。作為一位留學西洋的中國地質學人，盡管心中悲憤不已，但年輕的丁文江卻清楚，像李?；舴疫@樣的偏見并不少見。即便是在西學盛行的當下，又有幾個年輕人愿意學習地質這樣需要風餐露宿、“不體面”的工作？每每想到這里，丁文江的內心除了悲痛還有一團烈火——他，丁文江，要從自己開始、用實際行動來扭轉這種局面，打破這種偏見！

從英國到中國，從打破偏見到付諸實踐，這是丁文江走過的最漫長的歸鄉(xiāng)之路。在這數(shù)十個月的風雨兼程中，他從海路到陸路，從山野到村鎮(zhèn)，糾正了中國地圖上關于云、貴兩省驛道存在200多年的標識錯誤，更看清了自己的內心。兩年后，他在《工商部試辦地質調查說明書》中鄭重地寫道，“吾國地大物博，人眾民勤，礦產之富，土地之肥，山澤之利，甲于全球，誠所謂天府之國也……今徒曰地大物博，而不知地若何大？物若何博？于實際無益也”。

想要救國就要發(fā)展實業(yè)，而發(fā)展實業(yè)必“先從事地質調查”，而后者就需要集“有學識經(jīng)驗之士，攜斧入山澤而從事于實地之測驗，歸則出其所得于山野者”。換而言之，想要發(fā)展中國人自己的地質學，想要徹底扭轉“李?；舴覀儭钡钠?，必須要先從培養(yǎng)人才、發(fā)展教育入手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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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所育人，但求學不孤而聞不寡

在歷經(jīng)數(shù)十月后，終于回到上海的丁文江于1913年應邀來到北京，繼章鴻釗出任地質科科長。不久后他就發(fā)現(xiàn)，中國地質事業(yè)專業(yè)人才的匱乏已經(jīng)到了迫在眉睫的地步。在自己的回憶錄中，他甚至直言“我這個科里有兩個科員，都不是學地質的，‘科’只是一個辦公文的機關，我這個科根本沒有公文可辦”。

▲1919年，丁文江（左四）同梁啟超等人一同考察歐洲

等待像他一樣的留學生歸國，一點一點來積累嗎？不，那就太被動了！這樣思忖著，丁文江在內心無數(shù)次問自己。直到看見那份被自己一直珍藏的文章，他突然覺得，自己終于找到了答案——那是地質科前任科長章鴻釗所著的《中華地質調查私議》，在文章中章鴻釗曾提出在國內辦地質講習所的設想，以求推進國內地質之教育，而這恰恰是解決丁文江心中苦悶的最好方法！正所謂遠水不解近渴，如果“客卿”可遇不可求，那么是時候立足國內，由中國人培養(yǎng)中國自己的地質人才了！

在丁文江的四處奔走下，民國政府工商部終于同意，借彼時的北京大學地質學門的書籍、儀器和校舍，“以最少之經(jīng)費得最大之效果”，創(chuàng)辦中國第一個地質教學機構——地質研究所。

1913年夏天，丁文江親自主持在北京、上海兩地公開招考有志于地質事業(yè)的中學畢業(yè)生，最終選拔了27名學生。幾個月后，在北京蕭瑟的秋風中，這些學生開始了他們全新的生活，“以中國之人，入中國之校，從中國之師，以研究中國之地質者，實自茲始”。自此，在這個“中國地質事業(yè)的搖籃”中，中國地質事業(yè)第一批希望的種子終于有了自己的一方沃土，它們開始慢慢生根、發(fā)芽。

為了給學員提供最好的教育，丁文江積極致力于為研究所聘請優(yōu)秀的專業(yè)人才。在他的勸說下，章鴻釗欣然赴約，來到地質研究所，重新走上講堂為學員授課；在他的力邀下，魯汶大學留學歸國的翁文灝放棄了洋人的高薪邀請，毅然加入地質研究所，成為丁文江推動中國地質教育事業(yè)道路上最堅定的戰(zhàn)友。

為了幫助學員更好地開拓視野，丁文江在挖掘國內人才的同時，還放眼于國外，積極聘請外國專家。他力排眾議，邀請彼時北京大學地質學門的德國教授梭爾格來地質研究所任教。對于這位教師，有學生認為其“脾氣差”“傲慢無禮”，質疑丁文江的邀請是否明智，但丁文江并沒有輕易聽信他人之言，而是親自與梭爾格多次野外考察、學術研討，最終確認梭爾格是一個專業(yè)、合格、值得合作的地質人才。盡管積極推動研究所教學的中西交流，但丁文江卻也從不迷信外國專家，其間，也曾有外國人帶著“學術成果”前來應聘，但丁文江一眼就認出，他所謂的成果實則是對德國地質學家李?；舴页晒摹岸涡薷摹?，因此斷然拒絕了這種坑蒙拐騙的“學術神棍”。

▲1933年，章鴻釗（前左一）、丁文江（前左二）、翁文灝（前左四）于北京西城美國學者葛利普居所處攝

正是在丁文江這樣不懈的努力下，短短幾年間，中國地質教育事業(yè)開始綻放出生機和活力，而他本人也終于可以驕傲且欣慰地發(fā)出感慨，“一所之中，有可為吾師者，有可為吾友者，有可為吾弟子者，學不孤而聞不寡矣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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登山必到峰，擔斧入山林

在國外研學多年的經(jīng)歷告訴丁文江，田野調查是地質學的源頭活水，對于地質學人來說，除了要有豐富的理論基礎，扎實的實踐能力同樣必不可缺。秉持著這樣的精神，丁文江堅持“登山必到峰頂，調查不要代步”原則，明文規(guī)定了地質研究所“教師須半年從事教學，半年外出考察”——不入山野，何以稱之為地質？

就這樣，在丁文江等人帶領下，學生們走出了教室，真正來到野外進行地質考察和測量。他們的足跡遍及北京、山東和河北，每次考察時間短則三四天，長則十余天。在丁文江等人的指導下，學生們背著各種各樣的儀器，翻山越嶺，勘測數(shù)據(jù)，除了采集標本，還要每晚整理筆記，繪制地圖，撰寫詳細的考察報告。在奔赴山野的過程中，丁文江總是那個最能給與學生勇氣的人，如果有人爬山慢了，他就會大聲唱歌或者朗誦詩歌，用集體的氛圍來鼓舞他們。正如他所言，地質調查不應該是一個人的成就，它是集體的成果，需要團隊的協(xié)作精神！

就這樣，在辛苦與快樂并存的時光中，學生們在丁文江等人的帶領下，積累了大量寶貴的田野經(jīng)驗?？粗鴮W生們交上來的調查報告，丁文江心中感慨萬千：雖然還是用毛筆蘸著墨汁寫出來的文字，但那些時不時從年輕人筆尖跳出的英文術語，那些被處理得恰到好處、收集標注妥當?shù)臉吮荆且粡垙埍皇占{整齊、清晰細致的手繪地質圖……這些，都是屬于中國地質科學的火種，是正在跳躍燃燒、足有星火燎原之勢的希望的火種??！曾經(jīng)的中國學者，是“李希霍芬們”眼中不坐轎子不出門、讀書不語勞務事的“斯文秀才”，而如今，丁文江他終于可以挺起胸膛，道出一句“我們已有一班人，登山涉水不怕吃苦”了，這班人不僅有著結實的雙腿，更有一雙堅實的手臂，既拿得起毛筆，也拿得住勘測儀！

1916年，地質研究所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，丁文江的工作重心也開始轉向地質調查所。多年間，他多次帶隊野外勘探，足跡遍布云貴川晉皖浙等17個省，取得了累累碩果，其中不乏許多開創(chuàng)性的研究，如糾正了太行山走向的錯誤說法，更正了此前洋人對山西煤鐵儲量的估算錯誤……這些科研成果至今影響深遠。與此同時，他還撰寫了幾十篇專業(yè)論文以及百萬字的地質調研報告，并在國際地質會議上，與國外學者分享并交流了《滇東的構造地質學》《中國的石炭系及其在密西西比系和賓夕法尼亞系地層分類上的意義》《中國的二疊系及其對二疊系地層分類的重要性》三篇文章，在國際上取得了巨大的學術反響。

除了牽頭地質調查事務，丁文江認為也應為中國地質學發(fā)展確認一個基本的思想綱領，從而能夠更加科學、系統(tǒng)性地引領中國地質事業(yè)未來的發(fā)展。在人力、物力和財力都十分緊缺的情況下，丁文江與翁文灝、章鴻釗幾經(jīng)考量，最終提出了“五項原則”，為地質調查所“以實地調查為主”的發(fā)展，乃至為中國地質學領域的發(fā)展奠定了基調。它要求從業(yè)者“不兼校課”“堅貞自守”“力求上進”，明確了遵循科學標準、不為空疏浮文的職業(yè)道德標準。時至今日，這些已成為根植于中國地質人骨子里的地質精神，綿延不斷，賡續(xù)長生。

▲1919年，丁文江在紐約曼哈頓賓館致信奧斯朋，介紹了中國地質調查所的概況

在中國近代地質科學發(fā)展的混沌時代，丁文江等人以己為炬，照亮了中國地質學前行的道路。奮楫者先，奮勇者勝，他們竭盡全力為科學搖櫓，用生命播撒科學的火種，是為中國地質事業(yè)開辟鴻蒙、當之無愧的領航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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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山要比在山清，丁氏地圖永存

除了對教育事業(yè)殫精竭慮，丁文江本人也在地質學領域作出了卓越的貢獻。作為我國地質學領域的佼佼者，他是中國近現(xiàn)代研究徐霞客學術成果的領軍者，更是中國近現(xiàn)代表彰徐霞客研究歷史貢獻的第一人，由他整理出版的《徐霞客游記》，至今仍是我國近現(xiàn)代最具代表性的版本。不僅如此，丁文江在地圖學方面也取得了里程碑式的成果——由其主持繪制的分層分色《中國分省新圖》和《中華民國新地圖》，更被公認為是“跨時代的杰出作品”，被后世贊譽為“丁氏地圖”，而這也是自地圖誕生至今，全世界唯一一個以人名命名的地圖。

原來，在多年的地質考察工作中，丁文江深感中國地圖學發(fā)展之落后，繪制一套完整的中國地圖成了丁文江心中一道“過不去的坎兒”——他想用一幅真正的現(xiàn)代地圖，為中國社會的發(fā)展發(fā)揮它真正的作用！1930年，恰逢《申報》創(chuàng)立六十周年，丁文江借機向《申報》總編史量才提議編制《中華民國新地圖》作為紀念，得其應允后，便立刻著手開始了編繪的相關工作。

在編制《中華民國新地圖》的過程中，作為主編的丁文江廣泛參考了八千余幅地圖，搜集了大量天文測量的數(shù)據(jù)結果，采用了一千多個經(jīng)緯點，經(jīng)過兩年的夜以繼日，終于在1933年8月和1934年4月先后出版發(fā)表了《中國分省新圖》和《中華民國新地圖》，二者合稱“申報地圖”。

▲1914年，丁文江（右一）赴云南、四川、貴州調查地質

“申報地圖”一經(jīng)發(fā)表，便在國內外取得了巨大反響。因其制圖之專業(yè)、之詳細，英國皇家學會《地理雜志》和美國紐約地理學會《地理評論》直言其為“‘迄今為止最可靠的’中國地圖”。這套“丁氏地圖”不僅為丁文江獲得了世界的贊譽，也在很長一段時間之內，成為公認最權威的中國地圖，在新中國成立初期出版的中國地圖中，也都標著“國界根據(jù)抗日戰(zhàn)爭前申報地圖繪制”。

開我國地質教育之先河，開編輯地質學術雜志之先河，編著《徐霞客游記》，協(xié)助北京大學恢復地質系……這就是丁文江，博學廣知又充滿斗志！但誰能想到，如此一個“百科全書式的人物”，如此一個被外國人譽為“真正愛國者”，卻會英年早逝，死在了為國奮戰(zhàn)的道路上。

▲中國郵政發(fā)行的紀念丁文江的郵票

1935年華北告急，日寇侵華戰(zhàn)爭一觸即發(fā)，中國能源安全岌岌可危。若日寇來犯，北方能源基地淪陷，北煤無法南運勢必嚴重影響南方的工業(yè)和交通。在這樣的大背景下，丁文江臨危受命，決定前往湖南考察煤礦，同時準備為內遷的清華大學及其研究機關尋找新址。臨走時，朋友勸他戰(zhàn)時危險“不必親自前往”，但丁文江卻拒絕了這一提議，在他看來，“事關抗戰(zhàn)，關系重大，必須親自走一趟，方可使將來計劃易于實行”。在湖南譚家山礦洞，丁文江為了獲得一手資料，親自下到百米深的洞底勘測，卻也因此而受了風寒。在回到住所后，他因生爐御寒而煤氣中毒，最終醫(yī)治無效，于1936年1月5日逝世，時年僅49歲。